我在美国找了一个署理孕母

原标题：我在美国找了一个代理孕母

代孕，一直以来因为伦理和政策问题，饱受争议。

它是指女性接受他人委托，用人工生育方式为委托方生育孩子的行为。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就亲历了一场「代孕求子」。

01

黄石公园最美的季节是夏季。每一秒钟车窗外的景色都在变换：金黄的草原，大片深绿的森林，碧蓝的温泉上方蒸腾的雾气。当人置身于大自然不断播放的幻灯片中，会觉得现代文明唯一有价值百科的是谷歌卫星地图——没有手机，也不觉得时间漫长。

2014 年的夏季，我和妻子租了一辆车在黄石公园自驾游，那几天，我们都有点心不在焉，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天，我总是瞄一下方向盘旁边的手机信号是否满格，唯一的印象不是来之前心心念念的美景，却是那里的手机信号真差。

图片来自：站酷海洛创意

在接到那个一直等待的电话后，对方的话语断断续续，直到终于驱车找到一块有信号的地方回拨电话，加州某生殖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着床成功。」

我的眼泪马上流了出来。此时，我们的孩子，已经稳稳地扎根于百里之外的孕母的子宫里。

妻子没有流泪，她在大事上更沉着理性，但我知道她的内心和我一样翻腾着难以抑制的喜悦。在过去的十年中，她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各种检查，也曾为自然受孕做准备，做了输卵管造影等手术，身体上的痛苦尚可承受，最难受的是一次次充满希望之后的失望。

在两年的自然受孕的努力失败后，有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婴儿，即以体外受精的方式，在实验室内完成精子和卵子的结合，然后把胚胎移植到女性的子宫内。

胚胎植入后的一周即可检测是否怀孕。

妻子在做完手术后，我们数着日子计算可以检测的日期，在大半夜去买了一堆验孕棒，期待中的两道杠一直没再次出现。那一段日子，我们总是走在半夜的街头，靠说话聊天来打发那份失落。这样的日子又是一年，直到一个生殖领域比较权威的医生看到我们试的实在艰难，提醒我，可优先考虑去美国试一下代孕。

医生说出「代孕」这个选择时，我感觉这两个字离我非常遥远。就像当时医生建议我们做试管一样，我的第一反应不是看到希望，而是沮丧，我们年纪不算大，不到 40 岁，身体状况没问题，为什么就不能自然受孕呢？

国内的就医之旅让人疲惫，我们顶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频繁进入嘈杂拥挤的公立医院，怕遇见熟人不说，听到医生用冷漠冰冷的语调命令：「排到后面检查！」这种感觉就像在一个杂乱的市场里，变成了待宰的动物。

期待小生命降临这一美好的事情，被流水线般、毫无尊严的方式碾碎。而去一个陌生的国家，把自己的孩子，放到一个陌生人的体内，这听起来同样是天方夜谭。妻子虽然也有同样的沮丧，但她比我更能坚持，她开始搜集去美国代孕相关的资料。首先要搞清楚的是费用问题，看看我们是否承受得起。

国内的中介广告最贵的是 200 万人民币包成功，便宜的有 100 多万，但不保证效果（后来了解清楚得知，包成功的都是骗人的）。我们大学毕业后在国内一线城市奋斗多年，在房价飙升之前买了一套两居室，辛辛苦苦又攒了点钱，打算换一套大房子。如果去美国代孕，换房的梦想势必成为泡影。妻子说，没有孩子，就我们两个人，换一个大房子有啥意思？

2013 年，我们先去加州旅行，准备在一场大战之前彻底放松一下心情，顺便了解一下代孕的情况。有一天自驾经过一个生殖中心，进去做了一系列检查。医生告诉我们，可以有孩子，不过妻子的子宫壁薄，受精卵很难着床，医生建议代孕。

在加州的两个星期的旅行中，我们直接去诊所了解了大致的情况。

体外受精和移植一个周期的医疗费用在 2 到 3 万美元之间，如果失败了，不退费，再做需要再收一个周期的钱，也有 4 万美元包两个周期的打包价格。

找中介机构联系孕母，孕母的费用是 3 万美元，如果剖腹产再加五千，双胞胎加五千，再加上律师费，翻译费等费用，一切顺利的话，十万美元能搞定——这比我们查中介广告得出的预算少近 40 万人民币。费用的问题一解决，我们轻松了许多。

02

代孕，改变了从远古以来母亲和婴儿的关系，在美国这么一个自由的国度里，代孕依旧存在很大的争议，有的州是允许代孕，有的依然禁止。加州是整个美国对代孕最宽松的州。

美国的第一例代孕是在 1980 年，那叫传统代孕，是用代理孕母的卵子和父亲的精子生一个孩子——借用的不只是代母的身体，还有她的卵子。

今天，更常见的代孕是我们这种，代理孕母生的孩子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要么使用捐赠卵子，要么使用真正母亲的卵子。精子可能来自父亲或来自精子捐献者（女同性恋的情况）。

图片来自：站酷海洛创意

1979 年，三十多岁的 Elizabeth Kane（化名）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对夫妇的匿名广告，招聘一个女子和丈夫以体外受精的方式生一个孩子，报酬是一万美元。化妆品推销员 Elizabeth Kane 感觉自己就是合适的候选人，她已经有两个孩子，她说服了她保守的，身为保险经理的丈夫。1980 年 11 月 9 日，Elizabeth Kane 生下了一个男婴，这是美国第一个传统代孕合同怀孕。

那时的美国民众完全不接受这种行为，Kane 的书《代孕母亲：美国第一个合法代孕母亲的故事》记录了她的故事。她虽然用了化名，但她的形象出现在媒体中，邻居和亲戚们都知道是她做了代孕母亲，邻居和亲戚们不和她说话，她的孩子们在学校被嘲笑，她的丈夫因这个事情失去了工作。

人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女人能把自己的身体借出去，生一个自己和不是丈夫的人的孩子，仅仅为了一万多美元？Kane 回忆，当时自己不是为了钱，是一种天真的鲁莽的冲动，想要帮一对夫妇有自己的孩子。

仅仅六年后，另一个代孕引起了全国的注意。1986 年 3 月 27 日，一个叫怀特海的已婚母亲， 和 Stern 夫妇达成协议，用 Stern 先生的精子和怀特海的卵子，以人工授精的方式让怀特海怀孕，生一个亲生孩子。这个女婴被人们叫做为「Baby M」。

协议是 Stern 夫妇支付 10000 美元，怀特海生下孩子后给这对夫妇。但怀特海反悔了，她不愿放弃她的孩子。随后，在法庭上进行了公开的监护权争夺战。

被口水淹没的第一个孕母 Kane，见了怀特海，两人分享了自己的「仅仅是爱上了自己的孩子」的感受，并告诉法庭，代孕给孕母及其家庭带来的伤害是毁灭性的。

最终，新泽西最高法院就婴儿 M 问题达成一致决定，认为怀特海是婴儿的生母，Stern 先生是生父，经过考量，Stern 先生拥有对孩子的监护权，怀特海有探视权。这引发了一场国家政策辩论。法院的判决禁止该州的代孕安排，新泽西的法律继续认为传统的代孕是非法的。

美国下一个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案例是独一无二的，它涉及第一个有争议的商业妊娠代孕。从传统代孕到怀孕代孕的转变正在进行中。

1990 年 9 月，29 岁的非洲裔美国妇女约翰逊，和卡尔弗特夫妇签订了合同。卡尔弗特太太因为切除子宫无法怀孕，但因为她的卵巢没有被切除，所以她能够提供卵子。卡尔弗特付给约翰逊 10000 美元，约翰逊作为代孕母亲，生一个卡尔弗特夫妇的孩子。

约翰逊在怀孕的过程中和孩子建立了联系，并寻求母亲的合法身份。加利福尼亚法官认为，孩子是卡尔弗特夫妇的遗传，宣称约翰逊是孩子的遗传「陌生人」。

帕斯劳法官认可了约翰逊「培育、喂养、保护孩子」，此外，他认为「有人得到报酬没问题」，并指出代孕不是婴儿推销，而是补偿代孕母亲的痛苦。法官认为孩子母亲的身份定位是是否有书面协议抚养孩子。

这一案件最终到达了加利福尼亚最高法院，它反驳了一直以来的认为代孕合同反对公共政策的论点，从而使加利福尼亚成为一个承认商业代孕合法的「管制」州。

这三起案件促使几个州颁布代孕立法。密歇根成为「禁止」州，它是第一个将代孕定为重罪、最高可判处五年监禁、最高罚款 50000 美元的州。1988 年，纽约州有关部门在婴儿 M 个案研究一年后发表了一份报告，并作了以下分析：工作组一致建议，公共政策应禁止商业代孕教育。认为这种做法和买卖儿童没有区别，并给儿童造成重大的伤害风险。他们还同意代孕损害了妇女、儿童和人类生殖的尊严。

最终，纽约认为代孕合同违反公共政策，从而无效和不可执行。它仍然是一个「禁止」州，尽管最近，他们试图成为一个代孕合法化的「管制」州。

03

我们第一个见到的是生殖科的医生和他的助理 Cindy，美国许多生殖科的医生，本身就非常爱孩子，认为自己的职业是帮助生命降临人世，让没有孩子的夫妇迎接他们的天使，是非常崇高的职业，而不是仅仅是一个冷酷理性的生意。

Cindy 在美国的试管婴儿领域呆了近十年，接待过无数个渴望要孩子的夫妇、同性恋和单身人士，她告诉我，并不是每一个做试管婴儿，尤其是找代理孕母的人，会成为负责任的父母。

她曾经接过一个八十岁单身老翁的案例，他要求用捐赠的卵子和他的精子，找孕母生一个试管婴儿。即便他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医生还是谨慎而礼貌地要求他先做一个心理检查。「他年岁已高，如果他去世，孩子谁来抚养？」

从 2012 年以来，加州各个生殖中心的中国人慢慢的变多。有的中大型的生殖中心，近一半的病人是中国人，会讲国语的工作人员变得异常抢手，每个中心都会配备一到两个会讲国语的工作人员。

美国的生殖中心的医生们，对这些中国人的感觉是「非常有钱」。试管婴儿的移植有两种方式，一是将胚胎移植到母亲体内，二是找代理孕母，两种方式的价格天差地别，差价达十几万美金。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的霍拉姆（Dr Khorram）教授, 是该校不孕不育中心的主任，试管婴儿领域的权威。当他听说他的中国病人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依然选择孕母，他善意地提醒他的助手告诉病人：「找孕母比较昂贵，他们可以自己尝试。」

相当多做代孕成功的中国人，觉得不孕不好意思，不想让人知道。做完就回国，失去联系，消失，从不参加联谊会，也不会和医生再联系，医生有时会失落，他们也很在意病人的态度。

我们倒是孩子出生后特地带孩子来感谢医生，留下了孩子的照片。

见过医生和 Cindy 不久后，我们很快就决定了做胚胎移植。在体外受精，形成胚胎并冷冻起来后，然后找代孕机构选择孕母。父母将自己的孩子，放在一个陌生人的体内，渡过十个月，而且这十个月是没有监管的十个月，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这实在是一项非常冒险的行为，这场冒险的成功率，需要借助专业代孕机构对孕母严格的挑选。

我打开一个加州代孕机构招募孕母的页面，能够正常的看到要成为一个代母，必须有几项硬性条件；

年龄在 20～40 岁之间；有美国国籍；有稳定的财政基础；有车并有驾驶执照；在之前的怀孕和分娩过程中无并发症等。

提交孕母申请的女子，需要接受一系列严格的身体和心理的检查。正规的代孕机构在接收代母前会对其做背景调查，调查其生产史、健康史、犯罪史。代母还需要接受毒品、药品测试，通过身体健康检查、心理学测试等。如果孕母有丈夫或男友，他们也需要一起接受身体检查，确保无传染性疾病。

这些硬性标准只占据网站页面的一小部分，置于网站顶端的显著位置，写的却是近乎宗教语言的文字：「孕母是一项充满激情的职业，这样一个职业会给不孕的配偶或个人带来最美妙的礼物。」

一位代孕机构的工作人员说道：「许多孕母做这样一个职业真是有一种宗教般的情感，她们不只是为了钱，在十几万美元的胚胎移植和代孕费用中，孕母拿的报酬并不是最多的，一般只有三万美元，双胞胎加五千美元，剖腹产再加五千美元。她们中有许多人真的会觉得帮助他人拥有孩子，是非常美妙的事情。所以，孕母们也会在意十月怀胎过程中和雇主的互动，会挑选雇主。」

一份典型的代孕合同中包含了大量的标准术语。

核心是孩子从在孕母腹中开始，就不属于孕母，只属于亲生父母。

合同规定，「代孕夫妇和她的丈夫同意，他们既不会拥有，也不会试图与代孕的任何孩子建立亲子关系」。

细节有，支付结构的概述，以及报销费用（服装费、煤气和车费和医生预约，代理孕母工资补偿费用），代理孕母在怀孕期间的整个身体的商业用途非常清楚。大多数合同明确地控制代孕人的饮食、锻炼、生活安排、旅行和活动。有的合同要求代孕者食用纯素食或只吃有机食品，有的父母不允许代孕妈妈染发。规定她不能和丈夫、男友之外的男子有性关系。

亲生父母保留在妊娠二十（20）周完成前，选择性减少胚胎的最终和唯一合法权利。亲生父母有唯一的权利来决定胎儿的数量是否减少，不需要对代孕人作出任何解释或理由。

在我们的整个代孕过程中，挑选孕母也是耗时比较长的一个步骤。代孕机构拿一些孕母的基本资料让我们挑选，我们选中了一位家在美国中部，已有丈夫孩子的一位白人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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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我们，大部分来美国寻求代孕的家庭都会挑选有孩子的孕母，她们有自己的孩子，在心理上不会对客户的孩子产生不可分离的强烈的母性。

孕母夫妇飞到洛杉矶和我们见面。这位代孕母亲简单、朴实，当我问她，是否需要帮她买医疗保险，她告诉我：「我的丈夫是有工作的，我们有自己医疗保险。」

律师开始撰写合作文件，最大程度上减小双方在未来可能产生的法律纠纷。所有的费用都进入一个律师代为托管的基金，代孕进行到哪一步，费用就从托管账户中支出，周期结束后，剩余的钱会退还给客户。

随后的一切进展，都非常顺利。两个通过基因检测后的健康胚胎植入代理孕母的子宫内，成功存活。在怀孕头五个月的重要产检中，我们都会到她所在的城市陪同她进行产检。此后每次见她，我们还会额外给她一些费用，让她买一些有机食品。

有向我们咨询代孕过程的人，听说此事，提醒我们：「你怎么知道她就用这钱买有机食品？」妻子对这样的一个问题非常反感，无奈应对：「我的孩子在她的肚子里，她的心情愉悦也很重要啊。」

我们并不认为代孕是一个简单的商业行为，孩子更不是一个产品，它是一个双方都要心存善意，才能持续下去的行为。

钱能解决的只是医学、技术等很小的部分，而更多深层的东西是看不见的，如果非要用语言定义的话，是对生命的爱和尊重。

05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生殖中心的会客室里，一整面墙都挂满了出生婴儿的照片。一墙之隔的医生办公室里，也留下了不少绝望病人的泪水。

一位医生说，许多高龄的病人一听说自己已不可能有小孩，哭着不走。在他们心里，孩子就是未来。一些病人告诉医生：「我不缺钱，你们想办法一定给我造出孩子来。」

但科学不是无中生有的神话，并不是每一个人的愿望都能用技术的手段完成。

一直将病人成功率如实告诉他们的霍拉姆教授，已能平静地面对许多病人的失落，但他的助手发现，他对于有可能成功的病人念念不忘。在繁忙的手术间隙，他忽然提起一个一年多来诊所的病人，她的胚胎在孕母体内不幸流产了。他让助手问病人的情况，让她再来做一次试管，他坚定地说：「她一定会有自己的孩子的。」

Cindy 也见过许多充满悲喜的故事，有一些她想起来都会难过的例子。中国许多家庭面临失独的变故，失去孩子的父母，许多年岁已高，他们想做试管再要一个孩子，妻子的卵子质量不合格，尝试许多次也不成功，丈夫又不接受捐卵的方案，一定要一个两个人的孩子，最后两人只能放弃。她有时会遇到非常理性冷静的病人，在一次次胚胎植入失败后，用平静的语调告诉她：「我非常难过。」每到这种时刻，她也会很难受。

科学有它的限制，但现实也有科学解释不了的奇迹。她记得一个日本客人，体内的荷尔蒙水平非常高，医生已无法用再增加荷尔蒙的方式刺激她排卵，当她得知这一生很可能不会有自己的孩子时，在诊所哭了许久。但很久以后，Cindy 得知，这位日本客人竟然怀孕了。

对这一件事，Cindy 说了一句非常不科学的话：「也许真的非常想要小孩，孩子会自己来的。」

备孕近十年后，我们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孩子。代理孕母的丈夫，在产房里录下了孩子出生的整一个完整的过程。刚出生的小孩，体重很轻，妻子小心翼翼，不太敢抱，仿佛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

随后的一个月，我们在美国中部住了一个月，两个人轮番照顾小孩，把他的体重从出生时的不到 4 磅，养到了近 10 磅。

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还是觉得应该带孩子见代理孕母一面，带他上飞机之前，我们和孕母一家一起吃了一顿饭，孕母见到那个在自己体内住了十个月的小孩，抱着不放手，说再见的时候，她泪流满面。

我们没有完全断绝和孕母的联系，有一次我在 Facebook 贴了孩子的照片，孕母给我发来一条消息，她能不能要几张孩子的照片，也贴在她的空间里 ，我想了很久，还是拒绝了。

图片来自：站酷海洛创意

他的到来，只是第一步，还有漫长而美好的未来和孩子慢慢相处，陪伴他长大。

采访整理：王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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