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现代物理到暗斗及之后一本影响几代科学史人的杂志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天然科学前史研讨》）是由加州大学出书社出书、世界科学史范畴最具影响力的杂志之一。它是由1969年创刊的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 （《物理科学前史研讨》）及其继身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物理科学和生物科学前史研讨》）更名而来。本文为留美华人科学史家、该杂志编委王作跃所写，宣布于2020年头出书的留念特刊“观曩昔，看未来：HSNS 50年”上。该特刊由新任杂志主编、普林斯顿大学前史系教授艾丽卡·洛林·米拉姆（Erika Lorraine Milam）修正。

撰文 | 王作跃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前史系教授）

翻译 | 沈慧

图 1：《天然科学前史研讨》杂志封面

作为《天然科学前史研讨》(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或 HSNS) 的读者、作者、及编委会成员，我很快乐来参加留念杂志五十周年的庆典。几经更名，HSNS关于像我这样研习科学史的几代人都产生了极端深远的影响，我自己更是在其熏陶之下在学术上成长起来。可彻底这样说：这个杂志开辟、重塑了现代物理、科学方针，和科学政治的前史研讨，特别是关于暗斗期间科学与国家安全机制之间联络的前史研讨。

我是在1980年代初榜首次接触到HSNS的前身《物理科学前史研讨》(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Sciences或HSPS）的。其时我正在北京的我国科学院研讨生院攻读物理思维史的研讨生，主导师许良英是一位研讨爱因斯坦的学者。在他的家里保藏着一套根本完好的、美丽的硬皮HSPS年卷，他很大方地答应他的学生们借阅。我还记住杂志中最令我形象深入的是论文作者的世界阵型。其时的修正是罗素·麦考玛（Russell McCormmach）。杂志作者包含苏联的鲍里斯·库兹涅佐夫（Boris Kuznetsov）和日本的广重徹（Tetu Hirosige），他们两人都研讨二十世纪初爱因斯坦与物理革新。这些论文向我展现，不只现代物理是普世的，并且其前史研讨也是普世的。

遭到这些文章的鼓舞，也得到许先生的支撑，我挑选了量子力学史作为硕士论文的方向，并将要点放在1926年矩阵力学和波动力学等价性的发现上。在构思和写作的进程中，HSPS上数篇有关量子物理学家以及他们所在的常识、文明环境的文章，给了我最直接的启示。这些文章在其时都深具开创性，这中心还包含1969年榜首期上V.V.拉曼和保罗·福曼（Paul Forman）的论文，研讨的是波动力学创始人欧文·薛定谔（Erwin Schr dinger）和物质波理论创建人路易·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之间的前史相关；1970年马丁·克莱因（Martin J. Klein）的论文，关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和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在量子力学到来之前就量子理论所发作的不合；当然还有极具争议但也很有影响力的（榜首个）福曼出题（Forman Thesis）。该论文惊天动地地声称，魏玛文明对1920年代量子力学在德国的诞生产生了影响。[1]在这些研讨的根底上，我在论文中提出，由爱因斯坦和玻尔所代表的两个不同的“研讨纲要”产生出来了波动力学和矩阵力学（在科学哲学家伊姆雷·拉卡托斯（Imre Lakatos）使这个词遍及之前，爱因斯坦和玻尔早就在运用“研讨纲要”这个术语了）。虽然在1926年发现，这两种所谓敌对的理论，其实便是等价的，可是这一发现不光没有完结纲要性的争辩，反而使其愈加激化。[2]

图2: 2019年3月5日，留美华人科学史家王作跃（左）和胡大年（右）在波士顿举办的美国物理学会年会上拜见闻名物理学史家保罗·福曼教授（中）。三个人都是《天然科学前史研讨》及其前身杂志的作者。福曼和王作跃先后担任该杂志的编委。福曼的作业被称为“福曼出题”，对近现代科技史研讨有广泛深远的影响。

1986年我进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UCSB）研读科学史博士学位。刚好在这一年，HSPS改名为《物理科学与生物科学前史研讨》(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Physical and Biological Sciences， 简称仍为HSPS)，但它仍继续深深地影响着我的学习和研讨。在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我挑选了美国总统科学参谋委员会（PSAC）的前期前史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之所以挑选这个课题，一方面是遭到我的导师劳伦斯·贝达什（Lawrence Badash）的点拨，另一方面是因为，在该杂志的倡议下，针对美国近现代科技从安排、社会和政治史的视点进行研讨越来越遭到咱们的注重。在约翰·海尔布朗（John Heilbron）修正的领导下，1980年代的初期，杂志宣布了一系列这方面有开创性的文章，这中心还包含莉莲·霍德森（Lillian Hoddeson）1981年宣布的有关1940年代后期贝尔实验室创造晶体管的文章、巴顿·伯恩斯坦（Barton J. Bernstein）1982年宣布的关于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54年被撤消保密资历案件的论文、罗伯特·塞德尔（Robert Seidel）1983年关于二战后劳伦斯辐射实验室的研讨、以及1983年艾伦·尼德尔（Allan Needell）关于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前期前史的文章。[3]1986年宣布的内森·雷因戈德（Nathan Reingold）的文章，通过审视美国二战后科技方针关键人物范内瓦尔·布什（Vannevar Bush）的观念，对这个时期美国科学方针进行了广泛而翔实的剖析。[4]

回忆当年，无论是就杂志自身仍是更广义上的科学史范畴，它在1987年出的榜首期都可以称得上是美国暗斗科学之前史研讨的转折点。在这一期上，一批其时尚属年青的学者，对暗斗时期美国科学技术的不同旁边面，进行了严厉的实证研讨。其中有戴维·德沃金（David DeVorkin）有关在军方资助下进行的前期空间研讨的文章、霍德森有关费米实验室的论文、斯图尔特·莱斯利（Stuart W. Leslie）有关在斯坦福大学进行军事研讨的论文、尼德尔有关在大学进行太空研讨的文章、赛德尔有关军事激光研制的文章，以及最闻名的福曼有关量子电子学研讨的文章。[5]

这个被称作“第二福曼出题”的文章，标题开门见山便是：“量子电子学的背面：国家安全作为1940-1960年间美国物理研讨的根底”。文章称，美国物理学家常常是在不知情——有时乃至是被误导——的情况下而被整合到暗斗时期的国家安全业务中了（而他们却还会带有“自治的错觉”）。这篇文章一方面引发了争议，另一方面也产生了影响效应，并影响广泛，足以比美“榜首福曼出题”。三年后，杂志宣布了丹尼尔·凯夫莱斯（Daniel J. Kevles）的回应文章。在文章中，他没有质疑物理学家被整合到国家安全业务中的实际，可是以为大多数物理学家是支撑这种整合的，尤其是在朝鲜战争迸发今后。他还提出，这种整合对美国物理学的开展从广义、全体上来说是有利的。[6]娜奥米·奥雷克斯（Naomi Oreskes）和约翰·克里格（John Krige）都是刊物上的常常作者，他们都以为福曼与凯夫莱斯的对话是这一范畴里中心史论的起点。用奥雷克斯的话来说，这场争辩在许多方面“界说了关于暗斗科学的争辩”，而关于克里格，它是一个有价值的政治干涉，涉及到的中心问题是：什么才算是科学。[7]

对我而言，当我在研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SLAC）制作的前史的时分，要点放在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PSAC在这样的一个进程中所起的效果，但整体剖析也与福曼——凯夫莱斯争辩联络了起来。在论文中我提出，在美国公共方针拟定中，尤其是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卫星之后，像PSAC这样的科学安排的兴起，提示咱们，不能再以为科学家与政府是两个独立且毫不相干的实体，而是需求研讨它们之间的交集，以及在国内世界政治的继续改动下，科学与政府之间的联络是怎么改动的。在论文完结之际，我很天然就想到了HSPS，论文在1995年登在杂志上，成为我用英语宣布的最早的学术论文之一，也成为我专业开展中的一个亮点。[8]

1994年我取得博士学位后在UCSB的特别保藏馆作文稿处理作业。在1998年我有幸应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B）科技史办公室的约请，参加一个有关物理与政治的会议，收成良多。这个办公室正是刊物的修正基地。其时由校内仍是年青学者的凯瑟琳·卡森（Cathryn Carson），伊森·波洛克（Ethan Pollock），彼得·韦斯特威克（Peter Westwick），以及詹姆斯·威廉姆斯（James H. Williams）一起主办了会议，会议称号便是“战后政治舞台上的物理学家：比较的观念”。之后在1999年，又出书了一期HSPS特刊，宣布部分会议论文。参加这两项活动，都给我时机共享我谋划已久的关于尼克松1972年到访北京后中美科学往来的前史研讨。特别让我感到快乐的是，在特刊的前言中，修正特意指出我的论文是“不从国家的视点来书写前史”的一个比如，这对我来说是适当大的鼓舞。[9]相似这样的正面反响，鼓舞着我敞开了跨国科学史的研讨测验，现在会集重视在1940年代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我国科学家——后来这些科学家中有些留在了美国，也有些回到了我国。

1999年春季我作为客座讲师在UCB教了一个学期的科学史，给了我近距离赏识HSPS运转的时机，特别是体会到了由履行总编戴安娜（Diana Wear）带领下世人的作业效率。当年秋天，我开端在普莫娜的加州州立理工大学任教，仍自始自终与杂志保持联络。我注意到杂志中有渐渐的变多有关二战后科学与方针的文章和特刊，都具有适当的质量和影响力，并且有关世界和跨国方面的文章也在继续不断的添加。这些年中，我曾为杂志做过同行评议、写过几篇评论，并且我自己的有关PSAC前史的作品《在卫星的暗影下》也在杂志上有评论。[10]

图3: 2010年《天然科学前史研讨》的一篇评论称王作跃的《在卫星的暗影下》（左，2008英文版）“对科学家在政府里所扮演的人物做了翔实、赋有思维的讨论“。右为该书2011年由北京大学出书社出书的中文版。

自从2007年我成为编委今后，我更多地参加了杂志的运作。第二年杂志更名《天然科学前史研讨》，并且从半年刊改为季刊。这是以卡森为首的团体领导下的效果。通过参加修正的进程我愈加坚信，关于那些刚刚起步的学者，这个刊物是最佳的文章宣布之处：咱们通过各种办法，集修正、作者及评论者一起的协作精力，打造一个鼓舞与支撑的环境，为那些年青学者以及非英语区域的学者供给一个学术开展与前进的空间。在作者与论文内容方面，至少部分完成了区域、学科、等级和性别上的多元化。现代物理和暗斗中的美国仍然在杂志中占有了适当重要的方位，可是涉及到其他学科的研讨，比如生物、地质和环境科学的研讨正在添加（或许刊物称号的改动真的管用！），并且涵盖了美国和西欧以外的区域，如亚洲、拉丁美洲和俄国。

最终请答应我在此祝福，这个曾助我这样的学人的学术开展，这个在曩昔的五十年为科学史注入生命力的刊物，可以继续为未来的学者供给一个充溢鼓舞和支撑的园地！

注释

[1] V. V. Raman and Paul Forman, “Why Was It Schr dinger Who Developed de Broglie’s Ideas?,” HSPS 1 (1969): 291–314; Martin J. Klei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Bohr-Einstein Dialogue,” HSPS 2 (1970): 1–39; Paul Forman, “Weimar Culture, Causality, and Quantum Theory, 1918–1927: Adaptation by German Physicists and Mathematicians to a Hostile Intellectual Environment,” HSPS 3 (1971): 1–115. 关于福曼出题及其影响，拜见 Cathryn Carson, Alexei Kojevnikov, and Helmuth Trischler, eds., Weimar Culture and Quantum Mechanics: Selected Papers by Paul Forman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the Forman Thesis (London: Imperial College Press, 2011).

[2] 这篇硕士论文后来修正宣布为王作跃，“量子力学的两个研讨纲要,”《天然辩证法通讯》1991年第13卷第4期，第41-49页。

[3] Lillian Hoddeson, “The Discovery of the Point-Contact Transistor,” HSPS 12, no. 1 (1981): 41–76; Barton J. Bernstein, “In the Matter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HSPS 12, no. 2 (1982): 195–252; Robert W. Seidel, “Accelerating Science: The Postwar Transformation of the Lawrence Radiation Laboratory,” HSPS 13, no. 2 (1983): 375–400; Alan A. Needell, “Nuclear Reactors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 HSPS 14, no. 1 (1983): 93–122.

[4] Nathan Reingold, “Vannevar Bush’s New Deal for Research: Or the Triumph of the Old Order,” HSPS 17, no. 2 (1986): 299–344.

[5] David DeVorkin, “Organizing for Space Research: The V-2 Rocket Panel,” HSPS 18, no. 1 (1987): 1–24; Lillian Hoddeson, “The First Large-Scale Application of Superconductivity: The Fermilab Energy Doubler, 1972-1983,” HSPS 18, no. 1 (1987): 25–54; Stuart W. Leslie, “Playing the Education Game to Win: The Milit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t Stanford,” HSPS 18, no. 1 (1987): 55–88; Allan A. Needell, “Preparing for the Space Age: University-based Research, 1946–1957,”HSPS 18, no. 1 (1987): 89–109; Robert W. Seidel, “From Glow to Flow: A History of Military Lase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HSPS 18, no. 1 (1987): 111–47; Paul Forman, “Behind Quantum Electronics: National Security as Basis for Physical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60,”HSPS 18, no. 1 (1987): 149–229.

[6] Dan Kevles, “Cold War and Hot Physics: Scienc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State, 1945–56,” HSPS 20, no. 2 (1990): 239–64.

[7] Naomi Oreskes, “Introduction,” and John Krige, “Concluding Remarks,” in Oreskes and Krige (e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he Global Cold Wa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4), 1–9, on 2, and 431–41, on 437. 另见 Oreskes, “Science i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bid., 11–29.

[8] Zuoyue Wang, “The Politics of Big Science in the Cold War: PSAC and the Funding of SLAC,” HSPS 25, no. 2 (1995): 329–56. 我记住当我一开端与海尔布朗修正联络时，他让我把文章直接寄给担任“二十世纪物理科学”的福曼和担任“二十世纪社会文明背景中的科学”的凯夫莱斯。该文后来通过修正收入我In Sputnik’s Shadow: The President’s Science Advisory Committee and Cold War America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8；中译本《在卫星的暗影下：美国总统科学参谋委员会与暗斗中的美国》，北京大学出书社2011年版)。

[9] Cathryn Carson, Ethan Pollock, Peter Westwick, and James H. Williams, “Editors’ Foreword,” HSPS 30, no. 1 (1999): i–ix, on ix. Zuoyue Wang, “U.S.-China Scientific Exchange: A Case Study of State-Sponsored Scientific Internationalism during the Cold War and Beyond,” HSPS 30, no. 1 (1999): 249–77.

[10] Jacob Darwin Hambl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Every Man, Woman, and Child” (book review),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40, no. 2 (2010): 259–67.

本文原为：Zuoyue Wang, “From Modern Physics to the Cold War and Beyond,” Historical Studies in the Natural Sciences 50, no. 1-2 (2020): 25-30. 经加州大学出书社答应翻译成中文在《返朴》宣布。